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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篇:環境危險因子對健康的危害

張國柱 非傳染性疾病與環境危險因子,也就是環境壓力源(environmental stressors),有很強烈的相關性(附註說明),其每年的致死率約佔整體死亡的 70%,主要是由心血管疾病所造成。這些壓力源可來自空氣汚染、噪音暴露、夜間人造光害和包括極端高溫、沙漠風暴、野火⋯⋯等等的氣候變遷。值得注意的是城市高度發展的結果,可累積並強化這些環境壓力源。  以空氣汚染為例,懸浮微粒(particulate matter,PM)是漂浮於空氣中類似灰塵的粒狀污染物質。根據空氣力學直徑的大小,PM 可分為粗懸浮微粒(PM10,直徑介於 2.5 到 10 µm)、細懸浮微粒(PM2.5,直徑介於 0.1 到 2.5 µm)、超細懸浮微粒(PM0.1,直徑小於 0.1 µm)。 PM10 可來自野火或塵暴,經人體吸入後,無法穿越支氣管;PM2.5 可來自交通或工業燃油燃燒,經呼吸道進入肺動脈內皮細胞和血流,對健康造成嚴重的危害;PM0.1 可來自機動車輛排氣管所排放的廢氣,經呼吸道可穿越至遠端器官,並可聚成約 PM2.5 尺度大小的微粒。 PM2.5 可透過下列途徑影響心血管功能:(1)造成肺部的發炎與氧化壓力(oxidative stress),(2)直接進入循環系統,導致血管内皮細胞功能的受損、活性氧物種(reactive oxygen species,ROS)的生成和鈣離子的失調,(3)破壞交感神經-副交感神經之間的平衡,導致自律神經系統的失調。這三條路徑都能夠直接或間接造成心血管失能,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風險。在所有缺血性心臟病(ischaemic heart disease,IHD)的病人當中,高達 25% 的病患與不健康的生活環境有關,尤其是空氣汚染。 此外長時間暴露在 PM 2.5 的環境下,所造成的肺部慢性發炎能夠導致促發炎細胞激素 IL-1β 大量的釋放與累積,使得細胞發生突變,最後造成癌病變。具有「表皮生長因子受體(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,EGFR)基因突變」的台灣人,即使沒有抽煙的習性,因其擁有罹患肺腺癌的易感體質,在空汚環境下,較易發生癌病變,或許這就是台灣人發生肺腺癌的比率約為外國人 3~5 倍的緣故吧。台灣肺腺癌約佔肺癌人口的百分之七十,女性甚多於男性,87% vs 58%。現今台灣對 EGFR 基因突...

癌病變:PI3K/AKT/mTOR 路徑在癌症中的角色與致癌機轉

張國柱 PI3K/AKT/mTOR 路徑是人體細胞內最重要的訊號傳導路徑之一。在正常生理情況下,它負責調節細胞生長、存活與代謝;但在惡性腫瘤中,這條路徑往往處於「過度活化」狀態,成為癌病進展的核心驅動者。 當生長因子或激素(如 IGF-1 、 EGF 、 PDGF ⋯⋯)與受體 RTK 結合後會啟動此路徑:活化的 RTK 能夠活化 PI3K ( PIK3CA/p85 的組成),並將膜上的磷脂 PIP2 磷酸化為 PIP3 ,進而招募並活化 AKT 。活化的 AKT 能夠磷酸化多種下游蛋白,其中包含 mTOR 蛋白(一種整合下游訊號以促進細胞生長的激酶)。該路徑的異常活化常由基因改變所引起,例如 PIK3CA 突變、 PTEN 抑癌基因缺失、 AKT1 突變或 TSC1/TSC2 突變等,與多種癌症有關。 在乳癌、肺癌和大腸癌中, PI3K/AKT/mTOR 路徑的失調被認為是重要的致癌推手,因為這個路徑能夠促進癌細胞的增殖、存活、侵襲轉移並影響腫瘤代謝與治療的抗藥性(請見附錄說明)。以下將簡要說明此路徑在乳癌、肺癌和大腸癌中所扮演的角色。 PI3K/AKT/mTOR 路徑功能與乳癌致癌機制 PI3K/AKT/mTOR 路徑在乳癌中特別重要,常因基因突變而過度活化。最突出的例子是 PIK3CA 基因突變,在乳癌中(特別是荷爾蒙受體陽性類型中)非常常見。在乳癌檢測中,荷爾蒙受體常指雌激素受體( ER, estrogen receptor )、黃體素 / 孕激素受體( PR, progesterone receptor )。此外 HER2 (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 )常和 ER/PR 一起被提及,但 HER2 並不是荷爾蒙受體,而是生長因子受體( ERBB2 )。 研究顯示,約 30–40% 的 ER 陽性乳癌患者帶有 PIK3CA 突變。 PIK3CA 突變通常是乳癌早期即出現的事件,可在原位癌階段就被偵測到。這些突變增強了 PI3K 的激酶活性,產生過多的 PIP ₃ ,導致 AKT/mTOR 下游訊號持續活化,促進腫瘤細胞增殖、生存並抵抗凋亡。另一方面,抑癌基因 PTEN 在部分乳癌(尤其是三陰性乳癌)中功能喪失,同樣會解除對 PI3K 路徑的...

癌病變:腫瘤力學應力與免疫脱逃

張國柱 實體腫瘤(solid tumor)有兩種力學應力(mechanical stresses)可以造成癌細胞的免疫脱逃(immune evasion),一是實體應力(solid stress),一是流體剪應力(fluid shear stress)。(附註說明) 首先談談癌細胞免疫脱逃的基本觀念。不管是基因突變或是環境因素導致細胞癌變,癌細胞的主要組織相容複合體-1(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, MHC-1)與 T 細胞受體(T cell receptor,TCR)結合,可使 T 細胞釋放促發炎溵素 IFN-γ,藉此上調癌細胞 PD-L1 的表現。癌細胞的 PD-L1 與 T 細胞的 PD-1 結合,可造成 T 細胞喪失摧毀癌細胞的能力,使癌細胞得以逃脱免疫系統的毒殺。PD-1 是一種抑制性免疫檢查點蛋白(immune checkpoint protein),因此 PD-1 或 PD-L1 抑制劑可恢復 T 細胞殂殺癌細胞的能力,提供癌病治療的另一項選擇。 其次談談力學應力如何造成癌細胞的免疫脱逃。簡單的說,流體剪應力和實體應力具有上調上皮細胞間質轉化(epithelial–mesenchymal transition,EMT)和自噬(autophagy)的能力,可直接/間接強化癌細胞免疫脱逃的機制。 對腫瘤而言,實體應力(壓縮/伸展)可塌陷腫瘤內的血管,造成缺氧;亦可作用在癌細胞,經由間質轉化和侵襲路徑的活化,誘發 EMT 和自噬。實體應力所活化的其他路徑(如 VEGF)可增強 PD-1 的表現,並募集調節性 T 細胞(Tregs)和骨髓分離抑制性細胞(MDSCs),抑制 T 細胞的免疫效應。另一方面,癌細胞經流體剪應力的作用,透過 MDSCs 的募集和 PD-L1 的上調,直接強化免疫脱逃。流體剪應力亦可促使細胞骨骼(cytoskeleton)再配置和自噬小體的形成,誘發 EMT 和自噬機制的活化。 EMT 可經由各種不同的機制,調控癌細胞的免疫脱逃。EMT 抑制了細胞毒殺性淋巴球(CTL)所激活的死亡受體路徑(death receptor pathway),並可增加 PD-L1 的表現,促進癌細胞的免疫脱逃。此外 EMT 亦可透過 MHC-1 和顆粒溶解酶 B(granzyme B)的降解,達到免...

癌病變:藉由飲食餓死癌細胞?

張國柱 衆所皆知:癌細胞擁有不同於正常細胞的代謝活性(metabolic activity),使得癌細胞具有嗜糖的特性,並且能夠在缺氧、酸化以及大量自由基的微環境下生存。 缺氧的環境下,癌細胞能夠誘發、生成大量的缺氧誘導因子-1α(hypoxia inducible factor-1α,HIF-1α),促進腫瘤細胞膜上葡萄糖轉運子的表現(附錄一),使得癌細胞能夠從血液中攝入更多的葡萄糖,這就是為什麼腫瘤細胞嗜糖的原因,也是正子電腦斷層攝影(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,PET)的診斷基礎。 HIF-1α 與血管生成(angiogenesis)具有很強烈的相關性。腫瘤的成長經歷了最初的無血管期,此時氧的供應不足以持續癌細胞的生長。然而腫瘤微環境的缺氧可以刺激癌細胞高度表現血管内皮生長因子(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,VEGF),形成新而結構異常的血管,供應癌細胞養分與生長之用(附錄二)。 既然癌細胞具有嗜糖和高度血管生成的特性,那麼是否可以藉由飲食達到餓死癌細胞的目的呢? 有些人很直覺地提出了限制醣類(碳水化合物)攝取的構想,期待藉由阻斷葡萄糖的供給達到殺死癌細胞的目的。但是這種構想並不切實際,因為無論醣類攝取的多寡,癌細胞都能夠比正常細胞攝入更多的葡萄糖,這是因為癌細胞具有高度表現葡萄糖轉運子的緣故。倘若醣類攝取過低,正常細胞會比癌細胞受到更大的傷害,特別是腦細胞,因為大腦的主要能源幾乎都來自葡萄糖。 那麼藉由飲食達到餓死癌細胞的目的不就落空了嗎?並不!臨床資料顯示:對抗血管新生的藥物除了能夠抑制血管生成外,亦能正常化腫瘤血管,使病人得到較好的療效,例如用於治療大腸直腸癌的 bevacizumab(Avastin)便是阻斷 VEGF-A 的標耙藥物。因此若能攝取具有抑制血管生成的食物,阻斷養分的輸送,那麼藉由飲食達到餓死癌細胞的目的,不無可能。然而本人認為這僅是預防性的措施,真正的治療則必須咨商「腫瘤專科醫師」,期期不可以「健康食品」取代現代醫學療法。 附錄一 HIF-1α 可促進細胞膜上葡萄糖轉運子-1(glucose transporter-1,Glut-1)的表現、增加乳糖脱氫酶-A(lactose dehydrogenase-A,LDH-A)和丙酮酸脱氫酶溵...

癌病變:癌細胞轉移的血行特性(簡要版)

張國柱 癌細胞擁有驅動轉移(metastasis)的多重分子機制和避開免疫系統監控的能力,達成遠距轉移的潛在可能。 癌細胞的遠距轉移並非是隨機的過程,而是有跡可尋。這是因為解剖型態和相對應的血管系統規劃了循環腫瘤細胞(circulating tumor cells,CTCs)、胞外囊泡(extracellular vesicles,EVs)和腫瘤因子的行進路徑,造成標的器官(target organ)的轉移。 例如原發性大腸癌好發鄰近淋巴結、肝臟和肺臟轉移;原發性胰臟癌好發肝臟轉移;原發性乳癌好發鄰近淋巴結、肝臟、肺臟、骨頭以及腦部轉移;⋯⋯。 除了解剖型態和相對應的血管路徑之外,CTCs 的命運與轉移亦受流體血行特性(characteristics of fluid dynamics)的影響。 原發性腫瘤細胞透過解離而進入循環系統,流體流量決定了  CTCs  的生存或死亡的命運。腫瘤細胞利用血液、淋巴液和組織間隙液等三種體液(body fluids)在淋巴管和血管内運行到有利於癌細胞生長的環境,造成遠距標的器官轉移。 體液流速(fluid velocity)、血管尺度(vascular size)和流體剪應力(shear stress)等血行特性都是影響 CTCs 在循環系統中存亡的重要因子。舉例來說,作用在 CTCs 上高強度的剪應力能夠造成癌細胞的碎裂和死亡;然而低至中等程度的剪應力卻有利於 CTCs 在血管内的滯留(arrest)和外滲(extravasation)。 實體腫瘤微環境(solid tumor microenvironment)能夠誘發血管新生和淋巴管新生,形成交錯、複雜的網絡,其組織間隙液具低流速、低剪應力的黏滯層流(viscouslaminar flow)。腫瘤核心和腫瘤週邊形成壓力梯度,引導解離的癌細胞、胞外囊泡和腫瘤衍生物進入淋巴系統,再經由靜脈循環運行、遷移至遠距標的器官,造成侵襲和轉移。 在淋巴系統,流體的流動幾乎是低流速、低振幅的脈態層流,主要是由黏滯力(viscous force)所驅動,有利於 CTCs 的生存、滯留、淋巴結定殖與隨之而來的血源性傳播。相反地,動脈系統具有高流速、高頻、高振幅的脈態層流或擾流,可造成 CTCs 的碎裂、死亡和細胞週期的停滯,降低癌細胞生存的機...

癌病變:腫瘤微環境的物理特性與抗癌藥物療效(簡要版)

張國柱 實體腫瘤(solid tumor)是個非常複雜的組織,內含癌細胞以及纖維母細胞、免疫細胞和炎症細胞⋯⋯等等各式各樣的基質細胞(stromal cells)。此外瀰漫整個腫瘤的胞外基質(extracellular matrix,ECM)則是支撐腫瘤基本架構與完整性的重要組成。腫瘤不受約束的成長過程,次細胞、細胞和組織在腫瘤內部及邊界所衍生的物理性質便是腫瘤微環境(tumor microenvironment,TME)的物性。 TME 的物性包括:高血管滲透性、高實體應力(solid stress)/血管壓縮力、高 ECM 密度,以及由這些物性所導致的高組織間隙壓(interstitial fluid pressure,IFP)和腫瘤低灌流(hypoperfusion)。 實體腫瘤含有異常、高滲透性且錯踪複雜的血管網絡,使得血漿從血管滲出而流入組織間隙,卻無法經由失能的淋巴系統移除,導致滲液累積在腫瘤組織間隙。此外密集的 ECM 阻礙了組織間隙液從腫瘤滲入週邊的正常組織,因此累積在組織間隙的液體將增加腫瘤內之血管外靜水壓,也就是 IFP。 腫瘤實體應力(附註一)與血漿的滲出所伴隨的流體應力(附註二)對血管的壓縮,降低了腫瘤血管內的血流。此外血漿的流失增加了血管內紅血球的濃度,導致血液黏滯度(blood viscosity)的增加而阻礙血液的流動,造成腫瘤低灌流的特性。 高 IFP 及低灌流是阻礙抗癌藥物經由血管系統或組織間隙送達標的腫瘤,造成藥物阻性(drug resistance)的主因。因此藉由腫瘤血管及微環境的正常化,降低流體壓、實體應力所造成的抗藥屏障,改善藥物傳遞,可為抗癌藥物的療效帶來更好的效果。 臨床研究顯示: (1)阻斷 VEGF-A 的 Bevacizumab(Avastin)和抑制三種 VEGFR 的 Cediranib,除了可降低血管新生,亦可正常化腫瘤血管,增加腫瘤灌流和氧量。有趣的是持續性的運動能夠限制 VEGF 的生體利用率和抑制内皮細胞的增殖,增加腫瘤灌流與血管的成熟發育,改善藥物運送和化療響應。 (2)用於治療高血壓的 ARBs 和 ACEIs 能夠降低膠原蛋白、組織透明質酸(hyaluronan,HA)和基質母纖維,緩解腫瘤應力。腫瘤力學的緩解可降低上皮細胞間質轉化(epithelial-mese...